1975年，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室里，一个头扎白毛巾、身穿粗布衣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那是陈永贵，一位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农民。然而，他却对中央为他安排的豪华住所——钓鱼台国宾馆，感到万分不适。这种格格不入，不仅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更显露了他坚守一生的独特本色。
山村走出的农民总理
陈永贵的经历从山西昔阳的大寨村开始。他童年极苦，五岁时母亲、妹妹、弟弟便离世，六岁父亲也撒手人寰。小小年纪，他全靠替人放牛放羊，换得一口吃的。1945年，八路军解放家乡，他踊跃参加民兵，表现突出。1948年，陈永贵成为共产党员。1954年，39岁的他当上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村民在贫瘠土地上摸爬滚打，用扁担一趟趟挑土上山，硬是造出田来，又治山治水。1963年，大寨遭遇两次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冰雹和一次霜冻。可在如此恶劣的天灾下，大寨非但没绝收，反而实现粮食大丰收，亩产704斤，总产54万斤。村民们不仅吃饱饭，还向国家上缴24万斤粮食，全村搬进新石头窑洞。这让大寨名震一时，乡土作家赵树理和中南局书记李一清都对他赞不绝口。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至河北邯郸，听取山西省委汇报时，了解了陈永贵和大寨的故事。他赞许道：“陈永贵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能办的事情可不少。”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浪潮。同年年底，毛主席生日，周总理亲自邀请陈永贵赴宴。陈永贵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中央，1969年成为中央委员，1973年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到1975年1月，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周总理在医院，亲自劝说推辞的陈永贵：“陈永贵同志，你是党的干部，就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不久后，陈永贵便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坐不住的“闲人”
即使身居高位，陈永贵的生活方式依然没变。他坚决不把户口迁到北京，坚持在大寨村记工分，一个月满勤也只有45元。后来，山西省委每月给他补贴100元，国务院再补36元，总共也就100多元，这在当时仅是厅级干部的工资水平，远低于他副国级干部的标准。
他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朴实本色。平时吃饭，一碗小米粥或面糊糊，几根咸菜就算一顿。国务院给他配了高级厨师，但他很快就打发走了，只从老家找来会做面条饺子这类家常便饭的厨子。他常年穿着粗布衣服和黑布鞋，连抽的烟都是便宜的劣质烟。他不喜欢搞排场，待人随和，很多事都亲自去办。但在中央工作，特别是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让他感到很不适应。他文化程度不高，批文件时，常常只认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几个名字，就跟着画圈。
1974年10月底，组织将他从京西宾馆调到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钓鱼台环境优美，却太过清幽，厚厚的地毯让脚步声也消失不见，服务人员轻声细语，平日里只有虫鸣鸟叫。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岗哨，让喜爱劳动、习惯和群众打交道的陈永贵感到压抑，他觉得被隔绝了。他只住了二十多天就受不了，跑到外地考察工作。回来后不久，又被要求学习马列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定在他睡午觉的时候。他实在坚持不住，便找借口回了山西，随后又去了福建、墨西哥、新疆、上海等地。等他再回到钓鱼台时，已是三个月之后。
主席的默契一笑
这样脱离土地和群众的日子，陈永贵实在过不下去。1975年4月，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自己的“三三制”工作法：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参加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各地调研，剩下三分之一时间才在北京办公。同时，他还强烈请求搬出钓鱼台。
毛主席收到信后，对陈永贵的想法非常认同。1975年5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当众提到了这封信。他看着陈永贵，微笑着说：“陈永贵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要搬出钓鱼台，还要下去搞调研，我看这个提议很好嘛，钓鱼台里没鱼可钓。”他再次强调：“永贵同志，你的信我看了，我同意你的意见，这钓鱼台里也没鱼可钓。”
听到毛主席的话，陈永贵顿时兴奋起来，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毛主席接着扫视了其他几位住在钓鱼台的政治局委员，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呐？”这让在场的几位挨了批评的委员，回去后都写了检查，心里对陈永贵颇有怨气。不过，陈永贵可没管那么多，很快就从钓鱼台搬出，住进了交道口胡同里一个普通的小院。
农民本色，至死不渝
搬到胡同小院后，虽然比钓鱼台热闹了不少，可批阅文件的任务依然没少。他曾想去郊区看看庄稼，但像他这样的干部外出，需先请示中办，中办再通知北京市，地方还得安排接待。这一套程序下来，让他很不舒服。有几次他干脆自己溜出门，结果在商场被人围观，去理发店理发，人家也坚持不收钱。几番折腾，陈永贵也就不再随便出去了，每天清晨便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后，陈永贵主动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经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按理说，他这下该是“无官一身轻”了。可当内参上出现关于大寨和昔阳的负面报道时，他仍旧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李先念得知情况后，特别吩咐下面不要再给他送内参，怕他看了生气，影响健康。
清闲日子对陈永贵而言，简直难以忍受。他曾要求搬离原先的大房子，住进木樨地新建的部长级住宅。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每天清晨拿着扫帚，从自己住的12楼一直扫到楼下。他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但只要被售货员认出来，人家坚持不收钱，他从此就不会再去那家店，只怕被说搞特殊。1983年，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东厂当顾问，每周只上一次班，帮忙处理农场里那些棘手的事。重新回到熟悉的土地，他的心情才好了不少。
但这样的好日子没能持续太久。1985年，陈永贵接受腮腺瘤切除手术后，被诊断出晚期肺癌。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开始频繁提及后事，要求去世后将骨灰撒回大寨。遵循他的遗愿，最后一撮骨灰撒在了他亲自选定的虎头山顶，大寨人特意为他立碑，碑上刻着八个字：“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笔者以为
陈永贵的人生，无疑是特殊年代里一个鲜明的印记。从大寨的泥土里走出来，到成为国家副总理，他始终没忘本。毛主席那句“钓鱼台没鱼可钓”，既是对他坚持本色的肯定，也带着对当时一些脱离群众现象的警醒。他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对于实干、朴素和群众路线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