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郎郎
自孩提时代起，我常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游玩，但对孙维世的印象却显得格外模糊。这或许是由于她与延安派来的那伙人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记忆中最为鲜明的瞬间，莫过于青艺剧院举办的《保尔·柯察金》的首次公演。这场演出的导演重任落在了从苏联归来的孙维世先生身上，而银幕上熠熠生辉的巨星金山先生，则深情诠释了保尔这一角色，张瑞芳女士则生动塑造了女主角冬尼娅的形象。那天，演出门票并未对外公开销售，却邀请了众多政界要人和文艺界的杰出人士。我的父母也亲临现场，我和姐姐则谨慎地选取了前排边缘的一个座位。
灯光渐次昏暗，俄罗斯式的旋律在空气中轻轻飘荡，音乐声逐渐变得柔和而低沉。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映现出一幅青年垂钓的宁静画面。伴随着音乐与光影的渐次明亮，金山的面容逐渐显现，他那头金发在光影中闪烁着耀眼的光泽，他身着一件绣有俄罗斯风情图案、袖口灯笼般的白衬衫。无需多言，这股浓郁的异域风情便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沉醉，热烈的掌声随即在空气中回荡。
昔日，观看海默所创作的戏剧《粮食》，舞台上唯一的布景，便是一口放置于地面的巨型木箱。汉奸四和尚便藏匿其中，而伪军队长李狗剩与八路军队长则相对而坐，争论不休。四和尚在箱内焦虑不安，抓耳挠腮，这一幕引得我们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纵然昔日的解放区重头戏《白毛女》在今日看来布景已经颇为复杂，但相较之下，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仍显得差距悬殊。
孙维世悠然地坐在台下，一边细心观摩，一边认真地记录着，其严谨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令人钦佩。然而，舞台上突然上演了保尔与冬尼娅深情相拥并短暂接吻的桥段，尽管这一幕仅持续了数秒，却瞬间让所有观众陷入了短暂的混乱。
观众席一片肃静，如此静谧的场景，似乎前所未有。在昔日我国的戏剧舞台上，特别是以八路军为背景的作品中，这样的独特氛围从未有过。唯有孙维世这位总导演，敢于如此突破传统，大胆进行创新。
金山与张瑞芳，两位声誉卓著的演艺巨星，他们的现场爱情表现，无疑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传言中，有人曾提议他们适当收敛，以免过度触动观众的情感。正得益于他们这一话剧领域的艺术黄金三角，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舞台上，才得以如此自由地展露艺术光芒，尽情地展翅翱翔。
观毕这部戏剧，我全然沉醉于其魅力之中。即便步归家门，蜷卧于被窝，手中依旧紧握着那份说明书，目光频频掠过演员名单，口中亦不时轻声吟唱孙维世所填写的主题曲。
在这辽阔的乌克兰平原之上，一条细流潺潺流淌，两旁耸立着两棵挺拔而秀丽的白杨，它们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故土象征。
我曾一度误信这首曲子乃孙维世所作，但随着岁月的流转，我终于明白，这实际上是一首源自乌克兰的民歌——《滔滔的德聂伯尔，波涛汹涌》。孙维世匠心独运，巧妙地将它采撷，使之成为该剧的主题曲。
孙维世，系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女，与朱德在欧洲留学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便将孙炳文引荐给了周恩来。据孙冰所述，当时这三位青年便结成了金兰之谊，宛如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一般。
归国之后，孙炳文便定居于广州。周恩来南行，秘密与他相会。他怀抱着五岁的孙维世，示意她留意是否有跟踪之人。坐下后，他们开始交谈，这个小机灵鬼主动承担起了保卫的任务。她亲昵地唤周恩来为“周爸爸”，因此后人常开玩笑说，孙维世自1926年起便投身于革命事业。
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还有朝气蓬勃的小李琳。
金山之妻王莹，一位声名远扬的女作家，亦为那个时代修养卓绝、举止优雅的电影明星。与此同时，新兴明星赵丹与蓝苹亦颇受关注。蓝苹在剧团中屡次与王莹争夺女主角的位置却未能如愿，她与赵丹的挚友、影评家唐讷相恋并步入婚姻殿堂，却不久后便遗弃了唐讷。唐讷因此未能自杀成功，此事一时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剧团中对蓝苹的评价褒贬不一，任锐女士更是建议李琳尽量避免与这位“行为放荡”的演员有所交集。
三旬岁月如梭，她对待往日剧团同侪，要么予以拘押，要么设法制其走上末路。
她的记性实在好。
于那激情澎湃的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的英勇壮举，延安文艺界的同仁们倾力献艺，上演了话剧《血祭上海》。在这部力作中，江青担纲主演，生动诠释了一位姨太太的形象，而孙维世则细腻刻画了大小姐的个性。自此，她们的形象便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江青被亲切地称为“二姨太太”，孙维世则被昵称为“大小姐”。
在孙维世的闲暇时光，她常去周恩来居住的窑洞稍作休息。邓颖超对她尤为宠爱，亲切地称她为“小超妈妈”。据孙冰回忆，周恩来与孙维世之间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深厚的情谊，两人之间的亲密无间，宛如亲生父女。
邓颖超建议，考虑到孙维世频繁的到访，或许可以将她正式纳为义女。在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之后，邓颖超向任锐女士发出了一封亲笔信，传达了此意向。任锐女士自然喜出望外，女儿的这门干亲无疑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幸运。
那一年，孙维世正式融入了党的行列。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爱女，她与延安的高级领导层之间，自然而然地构筑起了坚实的纽带。
孙维世的黄金时期。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在赴中央党校授课途中不幸自马背跌落，导致粉碎性骨折。中央随即决定，将他送往苏联进行手术。在启程前的那天早晨，孙维世匆匆赶至他们的住所，表达了她希望一同前往苏联，继续深造的愿望。周恩来微笑着回应，此事需待主席的首肯。当周恩来的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孙维世毫不犹豫地骑马直奔飞机，手中挥舞着毛泽东亲笔签署的手令。
她早年于东方大学潜心求学，主修俄语及政治学，而后更是远赴莫斯科戏剧学院，分别在该校的表演系与导演系深造。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时期，她与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共同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
1938年三月，正值风雨飘摇之际，林彪将军在途径阎锡山所率的晋军防区时，不幸遭遇意外，不幸被哨兵误伤，伤势严重。同年冬日，他远赴莫斯科寻求治疗。那时，延安的中央医院不过是几座简陋的窑洞，药品也需依赖宋庆龄等人的帮助，经过周折才能送达，医疗条件极为简陋。
林彪莅临莫斯科，立刻在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对他的关注源于林彪曾领导中共军队取得对日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当时他被誉为民族英雄。听闻孙维世与林彪有交情，留学生们纷纷恳请她邀请林彪，以便能亲耳聆听那些战斗岁月中的传奇故事。
林彪平日里性情较为内敛，然而在这时，他却变得谈兴勃发，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娓娓道来，给人们留下了平易近人、热情洋溢的鲜明印象。据传，自那以后，若孙维世不在场，林彪便显得意兴阑珊，甚至直接不再出席。大学生们因此得出结论，若想邀请林彪出席活动，务必请孙维世一同前往。
那是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将启程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会晤。这是毛泽东生平的首次出国之旅。江青强烈要求一同前往，然而毛泽东却坚决拒绝。与此同时，孙维世被委以重任，担任翻译组组长，并肩负起中央机要工作的管理职责。火车启动之际，江青滞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作别。江青内心的滋味，无人能够感同身受。
孙维世当时名声大噪，她不仅成功翻译了外国经典剧目《一仆二主》与《女店主》，还亲自执导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以及《马兰花》等多部佳作。此外，她还与众多艺术家并肩合作，共同创立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之才，恰逢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赞誉有加，罗瑞卿大将亦对她推崇备至。
这位戏剧领域的专家，系我党悉心培养出的佼佼者，堪称红色事业中的杰出英才！
璀璨星辰在一片欢呼中熠熠生辉，自是显得格外得意。然而，得意之余却难免忘形。尽管她频繁踏入中南海，但主要的活动场所却是西花厅。由于江青那令人不悦的阴阳怪气，她与毛泽东的见面变得鲜少。在这样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她的道路上布满了潜在的危机。而孙维世依旧天真地误以为，所有伟人都会理解她、喜爱她，仿佛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历史性时刻，院长廖承志激情洋溢地宣告：
今日，我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向大家隆重介绍这位副院长——他正是我们党内声名远扬的情报精英——金山。
彼时，青艺的舞台得以稳固，得益于两大支柱力量的支撑：一股源自革命老区，由那些历经延安到东北辗转，最终汇集于北京的资深革命演员组成；另一股则来自“国统区”，他们是活跃在白色区域内的左翼艺术创作者群体。
那天，金山受邀出席这场开幕典礼，不少人对他的出席持怀疑态度，他们以为这不过是党的统战策略，让他在此间谋得一席之地。若非他与张治中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同选择留下，公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携手同行，那么他作为接收大员，恐怕早已被拘捕。
廖承志一番话，众人顿悟。昔日，金山实则深藏于敌后，长达十七载，始终坚定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阵地。
“金山，好演员。”
孙维世目前正担任《保尔·柯察金》的总导演一职，而金山则担纲主演。金山深知艺术家若无作品则难以立足的道理，因此自加入剧组以来便全身心投入其中，严谨地进行戏份排练，深入研究角色内涵，并严格遵守导演的指导。这部作品是孙维世的导演首秀，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女性肩负起多明星阵容的执导重任，可谓是“麻秸秆打狼——两头受怕”。然而，在众人的共同努力和细致的协作下，最终打造出了一场既壮阔又精彩的优秀剧目。
如今，众人对于这一磨合的细微之处知之甚少，更没有人能够彻底洞察其全貌。概括而言，剧目已经完成排练，激起了整个北京城的轰动；金山再度踏入离婚的行列，同样在北京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周恩来坚决抵制了孙维世与金山联姻的建议。实际上，他并非对金山个人存有偏颇，只是洞悉金山性格中风流成性的一面，孙维世若与之结为夫妻，难免会遭遇不少磨难。
孙维世和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的青年宫华灯初上，节日般的欢庆氛围弥漫其间。金山与孙维世盛装出席，在门前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宾客。各界名流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致以祝贺。邓颖超的莅临，让孙维世心中既洋溢着兴奋，又隐隐带着一丝失落。邓颖超告知，周恩来总理今日有紧急会议需要处理，实在难以抽身。然而，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对于这桩婚事持有保留的看法。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随文化艺术慰问团抵达朝鲜前线，他在当地的声望颇高，金日成对他的到来尤为欣喜。然而，正当宾主欢聚一堂之际，一场意外事件悄然发生。传闻金山有意深入采访，并计划拍摄一部描绘中朝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金日成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并特地指派自己的女秘书作为金山的向导和翻译。究竟是谁先动情已不可追溯，但两人最终还是未能免俗，都“犯了错误”。在彭德怀向北京请示后，周恩来迅速下达命令，将金山押送回北京接受相应的处理。
踏入北京金山的那一刻，金山即刻公之于众，他的党籍已被开除，职务亦被撤销，同时接受调查。那些曾因他的光芒而感到刺痛，或是曾遭受他伤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内心无不渴望他永世不得翻身……
自中央至民间，众心所向，孙维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金山命运的转折之笔，其前途与命运悬于这根细线的微妙均衡之中。
孙维世起立上台。
“金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失，我深信，这将是他的终结之举。”
他们继而搬迁至北京饭店西侧的南夹道，那里曾是皇城深处的古建筑群。孙维世便将这片最南端的空间开辟成一座独立的小院落，这或许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显得格外独特——一位与天地相通的“红色公主”与一位在石景山钢铁厂接受劳动改造的“驸马”共同居住于此。在那段时光里，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颇为稀少。孙维世每次前往中南海，也都是孤身一人。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她身处大红墙内的子女群体中，才华横溢，条件优渥，极有可能在政治与艺术两个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然而，在金山事件中，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爱情献身”，从而放弃了她在政治道路上的机遇。倘若她当时毅然与金山划清界限，态度坚决，或许她的政治生涯将一帆风顺。但她对红墙内的众多权贵并不感冒，更倾向于与政治核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的环境中锤炼和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
1964年金秋十月，孙维世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导演的史诗级歌舞剧《东方红》的首场演出座谈会。江青亦现身此会，更有趣的是，她正巧落座于孙维世的身旁。这成为江青的最后一次邀约，或许亦可视作终极邀请，抑或是一份最后的通牒，她期待孙维世能够加入她的团队，共同完成这一壮举。
孙维世仍旧对江青选择了漠视。这一次的果断拒绝，最终让江青打消了将孙维世拉入自己私人圈子的念头。
1967年9月，江青与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多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期间，竟异口同声地宣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乃品行败坏之徒，涉嫌与特务勾结。数日之后，孙泱于人民大学的地下室不幸遇害，令人唏嘘。
哥哥的突然离去，若非特殊情况，她必定会立即奔向中南海的西花厅。孙泱，作为周恩来的义子，对此也深有体会。然而，此刻的孙维世只能通过书信来表达她的哀悼之情。这不禁让人想到，周恩来可能早已深思熟虑，不愿孙维世频繁前往西花厅。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周恩来当时所处的环境必然是谨慎至极，如同置身深渊，每一步都如同踏在薄冰之上。
孙维世在给总理的信中所谈内容，外界无从窥见。即便如此，总理在彼时亦未能立即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
江青步步紧逼，在十二月之际，竟突然指派人员抄没了金山的住所，并将金山予以逮捕。
周恩来在愤怒的情绪中，硬是克制住心头之火，不情不愿地在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此刻已敏锐地洞察到，自己随时可能陷入险境。在与妹妹孙新世依依惜别之时，她不禁感慨万分地说道：
“现今，有人企图对周总理进行陷害。我虽为凡人，即便身陷牢狱，亦无损大局，绝不能因我而波及到他人。务必确保他的安全。……我并无自尽的念头，若我生命终结，那必定是他人所为。”
江青并未将孙维世送入秦城监狱与金山等人共囚，亦未将其交由军队军法处审判，她绝不允许周恩来对孙维世施以庇护。孙维世竟出乎意料地被安置在了当时由军队接管运营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孙维世家遭遇了彻底的查封，其照片与信件无一幸免，全数被收缴，随即被直接运送至江青的住所。
自孙维世被拘捕之始，周恩来对中国情报与治安系统的运作了如指掌。然而，尽管他多次多方搜寻，却始终未能探得孙维世的踪迹。原来，他未曾料想，江青竟然指使刘传新将孙维世的姓名改为“孙伪士”，并将其定性为“关死对象”。这一举措意在表明，此类犯人由于特定原因得以免于审判和判决，最终将逐步被囚禁至生命的终结。面对此类罪犯，虽可采取各种刑罚，但必须坚守一原则，即绝不可使其丧命，以避免日后其亲属可能对执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在调查孙维世所谓的“罪行”之际，中央文革专案组特别聚焦于她与周恩来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但孙维世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在五角楼不幸遭遇了悲剧。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身上沉重的手铐与脚镣依旧未能卸下。
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方才得知孙维世不幸陨命的消息，这一举动与他一贯的隐忍性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挥毫疾书：“（孙维世）疑似自杀或遭灭口，此事亟需彻底调查。”紧接着，他又郑重提出：“必须对遗体进行解剖检验，以确保准确查明其死亡原因。”
孙维世随即火化。孙新世抵达公安局，恳求领取姐姐的骨灰，却被告知：不得保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孙维世有妹妹一事未知。
金山刑满释放后，听闻孙维世悲惨的离世，悲痛之情无以复加，以至于在重逢孙新世之际，竟一时神思恍惚，错将对方认作妻子的亡灵。步入暮年，他们彼此扶持，携手走过了余生……金山得知孙维世不幸辞世的日子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这一天恰逢他们结婚十八周年的纪念日，不知他内心是喜悦还是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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