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分兵”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在南麻与临朐的两次战斗中均遭遇败绩。在此背景下，粟裕于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谭震林同志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你的视野过于狭隘，缺乏深远的洞察力，在战略布局上仅着眼于眼前的一两步。如今，我们不得不对你伸出援手……”
在此之际，内心沉重的粟裕，已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发出了一份深刻的检讨电报——
中央军委、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至今，已逾两月未见战果，南麻、临朐等战役亦表现不佳，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整个战局造成了严重影响。每当想到这些，内心便如火烧一般。除此之外，对于战略指导及其他方面的责任，我理应承担；在战役的组织上，亦存在诸多不足与失误，对此，我需负全责。鉴于此，恳请对我予以适当的处分。
粟
八月四日午时
1947年8月4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送检讨电报的翌日，即8月5日，谭震林受华东局之托，草拟了一篇针对粟裕的批评文章，随即提交陈毅审阅。陈毅审阅完毕后，他对谭震林表示：“这很好，对粟裕必有裨益！”
随后，谭震林指派专人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誊写了一份，转交给粟裕。
在华东局的扩大会议上，华东局常委兼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率先发言：
……粟裕同志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数战之后华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愈发紧张，这无疑是单纯军事冒险主义所引发的恶劣后果。此类教训，我们在红军时期便已领教。李德与博古曾让我们付出了不少代价。
教训何其多。
粟裕同志似乎忽视了全局观念，视野较为局限，缺乏深远的洞察力。他急于寻求大规模的战斗与决定性的胜利，在战略规划上往往仅着眼于眼前的一两步，容易轻视敌人，冲动行事，过于乐观。鉴于现状，我们不得不伸出援手，协助您。
谭震林话音刚落，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局常委、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便接话道：
“……在对抗南麻敌11师的激战中，我们历经五日五夜，仅成功击溃了一个团。临朐之战同样持续了五日五夜，最终仅消灭了两个营。面对费县之敌，我们虽战五日五夜，却仅击溃了一个旅。而在泰安的交锋中，敌人成功逃脱。整个七月，我们共发起八次战斗，却不幸败北五次！”
在会议的前两个小时内，除张云逸与张鼎丞外，每位与会者均依次发表了意见。其中，部分同志对粟裕同志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既基于事实，又态度客观，显得公正而妥帖。
亦有诸多夸大其词，无视事实真相者，宣称此八战五败是对华东野战军的一次“奇耻大辱”，并指责“反攻不成，山东沦陷！”
粟裕谦逊地接纳各方批评，在会议即将落幕之际，再度进行自我检讨。
……一连串的挫折，我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同志们的宝贵意见，我均已悉数采纳。
自我军撤离鲁中之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一场疯狂的围剿，残酷搜捕，残害地方干部，制造了白色恐怖。这不仅给地方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在思想上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深重的混乱，这让我深感痛心，教训尤为深刻。
在此，我郑重请求组织对我实施必要的处分！
正当粟裕再度恳请接受处分之际，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张鼎丞郑重言道：
“战事不尽如人意，连续几场战役导致我方减员高达5万，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然而，7月份的兵力分散是否显得过于急促？若我们能避开7、8月的雨季，并做更为充分的准备，或许结果会更为理想吧？”
鉴于7月分兵的决定由中央作出，并在华东局常委会上获得批准，作为组织决议的一部分，难道集体领导班子不应当分担相应的责任吗？
粟裕同志的检讨，我深感其深刻与诚恳。然而，责任不能仅仅归咎于他一人之身！
张鼎丞话音刚落，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张云逸紧接着补充道：
“战事失利，指挥官自当承担相应责任。然而，我未曾目睹过东北局、中原局以及晋察冀等地因战败而对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人进行处分。”
在当日举行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鉴于张鼎丞、张云逸等同志提出的不同观点，会议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决议。会议结束后，华东局副书记陈毅同志代表华东局，将会议的详细记录原文转发至中央，恳请中央做出最终裁决。
中央复电，主席电文。
华东局转粟裕同志：
“虽战事未全胜，但大局依然乐观。请各位安心投入工作，提振士气，为下一战蓄势待发！”
阅毕主席的复电，陈毅即刻将原文转发于粟裕，同时附上一封电文。
“在这几场战事中，我事先毫无预知，战时亦未能及时补救，事后理应共同承担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汲取教训，以便下次再战！”
自七月分兵之役告败以来，笼罩在粟裕将军心头的阴云终于消散无踪。
历经九个月的精心筹谋与周密部署，粟裕将军指挥的豫东战役终于取得辉煌胜利。华东野战军经过连续20天的激战，成功攻克开封，击败区寿年部，重创黄百韬势力，并对邱清泉部造成重大打击，此役共歼敌超过九万四千人。
主席评价豫东战役：
“解放战争宛如攀登高峰，如今我们已穿越山巅的拐角，最艰难的攀登期已然成为过去。”
豫东之胜为华东战场带来了转机，同时也为五个月后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余波未平之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紧随其后，1950年，朝鲜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央果断决策，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了4个军以及炮兵、空军部队，总计25万大军，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此次会议上，主席亲自指定粟裕将军担任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
此次国防会议，由政治局、政务院与军委共同主持，历时四日，于7月13日圆满落幕。会议期间，主席批准了军委所拟定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亲自指派将领。
1、任命粟裕同志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并兼任政治委员。
任命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
3、任命肖华为东北边防军副政委。
肩负重任于风雨飘摇之际，粟裕义无反顾，然而会议落幕之后，他特意留步，与主席进行了一场历时两小时的深入汇报……
实则，在1930年2月赣南苏区与国军唐云山部独立第十五旅的一场激战中，一颗迫击炮弹不幸在粟裕身边爆炸，致使他头部遭受重创，倒在了血泊之中，陷入了长达两天的昏迷。
尽管经过抢救，性命得以保住，但自此便患上了头痛症的顽疾，久治不愈，病情更是愈发严重。尤其是最近，头痛发作时疼痛难忍，甚至无法转动头部环顾四周，就连用餐时，桌上的菜肴也必须摆放成一条直线。
粟裕深感忧虑，担心个人健康状况可能对整体战略部署造成影响，进而波及到未来战争的胜负。
主席宽慰粟裕：
“关于边防军的筹备事宜，可由二肖全权负责。至于后期是否需参与战斗，还需视局势的变化而定。目前，你无需插手具体工作，首要任务是专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
7月14日，粟裕紧急启程前往青岛调养身体。在青期间，他将华东军区司令部的参谋团队以及通讯班底悉数纳入麾下，总计达二三十人之众，并且携带了一台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机。
粟裕计划在休养期间，同步推进东北边防军的组建事宜。
遗憾的是，在青岛的休养期间，粟裕的病情不慎加剧。
罗瑞卿肩负主席的嘱托，匆匆赶往青岛探望粟裕。归来后，他向主席汇报时说道：
“……病痛已至极致，以致于常规的止痛药物均无法奏效，每当头痛发作，医生不得不借助注射吗啡来暂时舒缓症状。”
面对重重困境，主席不得已作出临机决断，即刻传召中央办公厅主任及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叮嘱他务必迅速筹划，安排粟裕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经过在苏联一段时间的治疗，粟裕将军的头痛顽疾依旧未得缓解，此症便如影随形，陪伴了他数十年。
岁月如梭，转眼间迈入了1958年。昔日那位“风光无限好”的粟裕，如今却遭逢变故，被一贬到底，真正步入了“岁月有余闲……”的境地。
在粟裕被剥夺了国防部副部长以及总参谋长的职位后，他日常的唯一“任务”便只剩下承受批斗的洗礼。
粟裕将军主要“罪名”有二：
反对教条主义。
资产阶级野心家。
这两项“指控”使得粟裕将军遭受了大会批判与小会斗争的困扰。调门一升再升，帽子一扣再扣，粟裕将军不得不屡次撰写检查与进行自我检讨，苦楚难言……
在1958年5月至7月间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与会的高级将领总数超过1400位。与会成员涵盖了军委常委、军委委员，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军区的一众领导人，还包括了各学院、军级和省军区党委书记，以及部分师级干部。
在会议进程中，对粟裕的不公之词引发了原三野系统的部分将领的强烈不满，他们选择了沉默以对，不发一言，以这种方式倾诉内心的愤懑。
在会议中，三野系统的主要将领们保持沉默，因此大会决定召集一批资历深厚、地位显赫的高级将领，安排他们与三野将领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会议明确要求，三野的将领们必须明确与粟裕划清界限，辨明是非。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忆：
“在批判粟裕时，我们华东局的同志选择保持沉默，却被指责态度不端正。然而，我们华东局的同志都清楚，粟裕曾两次主动辞去司令职务，这哪里是什么个人主义或野心家行为？这完全与事实不符。”
张爱萍回忆：
“在那场会议上，关于粟裕同志个人主义的讨论，我持有不同意见。我曾与军委的相关负责人交流过，强调粟裕同志并非如此之人。基于此，我决定不再发表个人看法。”
此后，军委领导依旧命我发表看法，我无奈之下只得表示，粟裕同志在华东战场取得的胜利颇为丰硕，因此难免有些自满。总参工作繁杂，总长的职务实非易当。总算完成了表态，然而首长依旧不满，批评我态度软弱，甚至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我进行了点拨……”
事实上，在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除却原属三野系统的将领们，其他野战军系统的将领亦纷纷仗义直言，共同颂扬粟裕在战争岁月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黄克诚、萧劲光、陈赓等将领均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誉。
因此，会议陷入僵局，审批进程受阻，最终决定暂停会议一天，以便对三野的将领们进行深入的思想引导工作。
此次行动主要针对粟裕将军的嫡系老部将，包括叶飞、王必成、陶勇等数位将领。
叶飞是首批被召唤进行谈话的对象，此次会面中，甚至提及了“南阳事件”旧事，当时粟裕曾对叶飞开枪。然而，尽管劝说了多次，叶飞始终紧闭双唇，宛若顽石，令劝说者束手无策。
“首长，您自是明了，我家世贫寒，八代先祖皆不识字。至于我，即便身为团长，也未能识得自己的姓名。如此，能否请您秘书代笔撰写一份检举材料，我将代为朗读。”
首长满意地离去。
“明日报言。
次日，军委扩大会议复会，继续批斗粟裕。
陶勇率先发声，发言之际，他郑重地声明：
“由于我的文化水平有限，识字量亦不丰富，这篇稿件实为首长秘书所协助撰写。然而，其中笔画繁复的字眼颇多，我担心在朗读时可能无法准确发音，若有念错之处，还望首长秘书能不吝赐教，为我补正。”
此言一出，全场顿时陷入沉寂，台上陶勇的讲话随即被中止。
王必成即兴“揭发”粟裕。
“我，王必成，受命揭露阴谋巨匠粟裕的罪行。对其阴谋的本质，我有两点体会尤为深刻，那就是‘大’与‘谋’。”
自1948年9月伊始，即便济南战役尚未画上句号，粟裕已向中央力荐发起淮海之战，意图一鼓作气，根本解决歼灭蒋介石军队主力的问题。
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卓识，我们成功赢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进而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解放。至于这“谋”究竟有多么宏大，我等凡夫俗子自愧弗如，既不敢妄加评论，亦无此资格。然而，主席他老人家对此想必洞若观火，最为明了！
“关于‘大’与‘谋’的论述，我已尽述。至于粟裕将军那鲜为人知的‘阴’面，我未曾窥见，亦未深有感悟。恳请知情者不吝赐教，共同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共同汲取教益！”
王必成此言一出，全场顿时为之震惊。主席台上众多资深将领无不动容，心中暗自对王必成的仗义直言表示由衷的敬佩。
“王必成，信得过、交得深！”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栗裕将军不幸被错加“反对反教条主义、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等重罪，自职务被免除后，他长时间内仅以诸多副职或闲散职务为名，默默隐退于军界之外。
1984年2月5日的下午4时33分，我国著名军事将领粟裕将军于解放军总医院走完了一生，享寿77载。
2月15日，粟裕将军的骨灰于八宝山被火化。在其长子粟戎生为父亲整理骨灰时，不期然地在头部位置发现了三块黄豆般大小的金属碎片。
这三枚金属片，经过专家的细致鉴定，最终被确认为炮弹碎片。它们正是1930年赣南苏区那场激战中，导致粟裕头部受到严重伤害的迫击炮弹所留下的残片。
这三颗弹片，实乃粟裕将军长年累月未愈之疾患的根源，它们始终如影随形，陪伴了将军整整五十四年，同样，也是在这漫长的五十四年中，无情地摧残着将军的身体。
在粟将军离世之际，他郑重地向家人交代，愿将自己的骨灰播撒于往昔激战之地，而非安放于八宝山。
遵照家人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洒向了那位将军曾浴血奋战的南方八省大地。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幸遭受了不恰当的指责。长期以来的不公正待遇，成为历史上一处不可忽视的遗憾。”
本篇声明之发布，标志着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的历史冤案予以正式平反，至此，粟裕将军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公正评价。
200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着手建设院史馆，在此过程中，粟裕将军的遗孀楚青女士亲自将三枚弹片中的其中一枚捐赠给了院史馆。
在赠送仪式的现场，楚青向当时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张定发中将深情地说：“将这枚弹片交付于军事科学院，无疑是它最理想的归宿！”
本文资料引自：
《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发行。
2、在《学海》杂志1996年第4期中——探讨华东战场七月分兵的利弊得失。
《粟裕战争回忆录》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于1988年。
4、吴欣峰所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一文，发表于《党史纵横》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