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大名祖焘，号果夫，1892年10月27日降生在浙江吴兴的一个商人之家。陈立夫，大名祖燕，号立夫，是陈果夫的弟弟，比哥哥小了8岁。这两人，都是民国初期大名鼎鼎的陈其美的侄子。陈其美和蒋介石交情深厚，是过命的交情，还结拜成了兄弟。这样一来，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就有了叔侄的名分。在蒋介石的提携下，陈果夫、陈立夫步步高升，一连20年都把持着国民党的人事大权，因此有了“蒋家掌天下，陈家管党务”的说法。
1925年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里已经手握实权，可在党内却没啥影响力。那时，党的大权其实被丁惟汾把控着，蒋介石便打算和丁惟汾争一争党权。他把这事儿交给了陈果夫和陈立夫去办。那时丁惟汾是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还兼任青年部长，在陈果夫代理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丁惟汾借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把全国各省党部的事儿全揽了过来，势力相当大。
丁惟汾原本很难独自形成一股势力，但蒋介石想借他对抗胡汉民、汪精卫以及西山会议派，便给了他支持，他的势力这才迅速壮大起来。有了蒋介石的撑腰，丁惟汾在国民党里成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大同盟”，拉拢了一批右派年轻人。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前后，蒋介石和丁惟汾配合得十分默契，蒋介石借他之手打压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于是，丁惟汾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委。
丁惟汾可不是个愿意屈居人后的人，他一心想要掌控党内大权。在二届四中全会上，他动用职权，把许多效忠于他的各地党部心腹安排进会议，当时就有人感叹说“蒋家坐天下，丁家掌党权”。蒋介石得知后，心里很是不快，他这人只许自己独裁，绝不容许别人来分一杯羹或染指他的地位。于是，他针对丁惟汾的野心，悄悄策划起了扳倒丁惟汾的计谋。
1928年第二次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攻下天津后，蒋介石前往北方，打算趁机把北方各地方党组织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便以总司令的身份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周某。天津市党部是丁惟汾的地盘，周某是丁惟汾的心腹，他不肯背叛丁惟汾转而投靠蒋介石，便说：“我不是总司令的下属，不能响应召见。”蒋介石听了没发火，接着又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召见周某。可这个周某不懂得顺着台阶下，还是不客气地拒绝了蒋介石。蒋介石两次被拒，心里顿时冒火，觉得丁惟汾的势力实在太大，便召来陈果夫，让他尽快把党权从丁惟汾手里夺过来，把丁惟汾赶下台。
陈果夫琢磨着怎么才能把丁惟汾从位置上拉下来呢？他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那时全国正重新登记国民党员，搞“清党”活动，得往各地派好多党务指导员。陈果夫打算从党务指导员这儿入手。他先自己一个人定下往各地派的人选，不让丁惟汾参与。接着，给党务指导员更大的权力，让他们能改组地方党部，把丁惟汾的人统统换掉。这招可谓釜底抽薪，断了丁惟汾的地方根基，没了地方支持，丁惟汾就像没根的树，肯定得倒。这不，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先被换掉，天津市党部也被解散了。陈果夫挑了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当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丁惟汾心里有苦说不出，表面上装得没事人一样，暗地里却一直在想办法反击。
两年前遭蒋介石排挤流亡海外的胡汉民回国了，蒋介石又对他热情起来，打算利用他制衡汪精卫和丁惟汾。胡汉民放下旧怨，与蒋介石暗中达成联合执政的协议，出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胡汉民的许多老友纷纷劝阻：蒋介石反复无常，切不可与他共事，千万不要去南京赴任。据说胡汉民回国途经香港时，老友邓泽如送了他一个竹笼，里面关着一只小黄雀，暗示他若去南京任职，就会像笼中鸟一样失去自由。但胡汉民另有打算，他打算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先分权再逐步夺权，在国民党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为武器，制定了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方案和五权宪法草案。他认为武人只能夺取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希望蒋介石能像土耳其的凯末尔那样，将政权交给中国的“伊斯默”——也就是他自己。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暗中授意陈果夫等人，联合胡汉民、丁惟汾掀起了党权争夺战。他们根据国民党第187次常会通过的代表产生规则，采取了圈定和指派代表两种方式。所谓圈定，就是中央先定好各地党部应派代表人数，让地方党部上报双倍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从中选定正式代表；而指派则针对尚未建立地方党部的地区，这些地方没有党部可推荐人选，就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指定代表。这两种方式明显对蒋介石和胡汉民有利，因为在之前的党务整顿中，陈果夫已派亲信到各地改组党部，上报的自然都是自己人。况且当时陈果夫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由蒋介石兼任），掌握着圈定和指派的权力。为了拉拢胡汉民，蒋介石和陈果夫在操作时对他有所照顾，所以胡汉民也不反对这两种方式，这可苦了党内其他反对蒋介石的人。
丁惟汾所领导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一直把北平、天津当作大本营，势力范围覆盖了华北的各个省市，还延伸到了南京。但陈果夫把控着挑选和任命的大权，结果南京的丁派“三民主义大同盟”成员一个都没被选上，就连北平、天津那些受“大同盟”势力掌控的丁的亲信，也都没能入选。“改组派”的遭遇和“大同盟”差不多，很多骨干别说升职了，连代表都没当上。因为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困境，“大同盟”和“改组派”便携手合作。所以，在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通过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圈定代表的决议后，“改组派”和“大同盟”就站出来，公开批评蒋介石。
1928年11月2号那天，“改组派”和“大同盟”联手，让丁惟汾手下的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都写了辞职信，他们批评蒋介石领导的中央，说蒋介石剥夺了党员的民主权利，还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愿，甚至和北洋政府的那些官僚勾结在一起。
11月8号那天，南京各个区的党部派了三十多个代表去中央党部交抗议信，反对中央剥夺党员应有的权利。他们还选了谷正纲（中央政治学校训育处的副处长）、吴健（中央大学的学生）和刘行峨等三人做代表，去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常务会议，要求立刻对抗议信给出回应。会上，胡汉民狠狠骂了这几个代表一顿。但谷正纲、吴健他们不肯屈服，离开了中央常务会议，打算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后来，当南京的“大同盟”和“改组派”一起反蒋时，丁惟汾学蒋介石，先退一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然后离开南京去了北平。走之前，他让南京的“大同盟”成员发起反蒋活动，他自己在北方也准备响应。
在北方，丁惟汾先让“大同盟”的人鼓动学生掀起学潮，又借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强烈指责国民党中央党部，还要求把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从国民党中央赶走。北平、天津的工会也表示反对国民党中央。后来，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等省市的党部也跟着闹事。
“大同盟”和“改组派”的举动获得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声援，声势愈发浩大，这让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不得不琢磨起妥善的应对之策。蒋介石从徐州给中央发电报，催促南京国民党中央赶紧采取行动，阻止对中央政策的诋毁。在南京中央党部负责日常事务的戴季陶，也把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起来训话，命令他们马上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的行为，“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国民党中央还召开了常务会议，通过了《申明党纪令》，对于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做法，“明确下令警告，以后要是再出现这种违反纪律的言行，一经查实，就交给监察委员会严厉惩处，以维护党纪”。紧接着，会议宣布撤销了响应闹事的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等地的党务指导员，另外挑选可靠的人去接任。
丁惟汾并未选择屈服。1928年12月22日，在他的幕后操纵下，北平的党务指导委员会鼓动北平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个团体，向全国发出通电，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策表示反对。受北平影响，其他省市也纷纷响应，进行反抗。面对这样的局势，蒋介石决定首先对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采取行动。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策，陈果夫表示全力支持。蒋、陈两家本就是世交，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事务交由陈果夫打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丁惟汾，夺走了党权，陈果夫怎能咽下这口气？如今机会来了，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原本，北平、天津的党务大权都掌控在丁惟汾手里。不过，国民党二次北伐之后，阎锡山和白崇禧分别占据了北平、天津的地盘。他们二人手握这两个地方的军权，早就对掌控党务的丁惟汾心怀不满。但那时蒋介石和丁惟汾还没闹掰，而且丁惟汾还是国民党中常委的一员，所以阎、白二人对他也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闹翻了，阎、白二人便打着维护国民党权威的旗号，对丁惟汾在北平、天津的支持者下手，用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还强行解散了天津市党务委员会。丁惟汾受到阎、白的沉重打击后，陈果夫趁机指挥自己的人马，打进北平、天津的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步清理丁惟汾在其他地方的势力。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丁惟汾不知所措，只能向蒋介石和陈果夫低头。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因此土崩瓦解，他的亲信和党徒们有的投靠了陈果夫，有的投靠了汪精卫，还有的投靠了阎锡山，各自去寻找新的靠山了。
从那以后，国民党里的丁惟汾一派就彻底消失了。陈果夫和陈立夫趁机安插自己的人，填补了丁惟汾派留下的位置，基本上掌控了丁惟汾原来在各地的党组织。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三全大会，陈果夫和陈立夫趁此机会，把各地的亲信都安排成了大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陈果夫和陈立夫都成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则成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两人完全掌控了国民党党内的权力。于是，“蒋家独大，丁家掌党”的局面，变成了“蒋家独大，陈家掌党”。丁惟汾会后不禁感慨万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和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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