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朱德唯一的嗣子朱琦之妻，年迈八旬的赵力平女士，正忙于筹备一场大型纪念活动。在北京玉泉路一处普通的公寓楼内，她的住所，她与朱德生前的得力助手袁存建重逢。两位长者相见甚欢，激动地紧紧拥抱。
赵力平，于1926年诞生于河北定县的大定村，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农民家庭中。1944年，在组织的安排与贺龙的促成下，他仅以三张铺板拼接而成的简陋空间，与朱琦喜结连理。
解放之初，赵力平便担纲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的重任，1957年转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再跃升至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的职位，直至1988年光荣离休。
赵力平、朱德、朱琦
赵力平与她的丈夫朱琦共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以及朱国华。在这几位孩子中，朱新华是家中唯一的女儿。然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却遭遇了不幸，在1983年9月的“严打”行动中，他因被定罪为“流氓罪”而被判处枪决，当时他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之际，“流氓罪”被正式废除，这一变革引起了众多人对朱国华的不公遭遇的关注。赵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对此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赵女士虽身材略显清瘦，却精神焕发，言谈间娓娓道来，面对那些令人感慨的往事，她显得非常豁达，认为“心胸开阔”。
朱琦双亲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斯，于1937年抵达延安，首次与斯诺先生相见，她回忆道：“我对他留下的印象鲜明深刻：他堪称中国罕见之才，一位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见解独到，坚信战争并非荣耀的标志，而仅仅是终结苦难的途径，这一点在中国尤为难得。他无疑是一位胸怀宽广、情感丰富的仁者。”
确实，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然而，他亦深怀情感。在烽烟四起的岁月里，他的人生中先后经历了四位伴侣的陪伴。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肖菊芳，是在昆明的某段时光里与他相识的。
朱德和史沫莱特
肖妈妈的父亲曾在昆明拥有一家货栈。当时，他从上海奔赴云南陆军讲武堂应试，步行途中竟需耗时七十余日。那时的他囊中羞涩，在旅途中不幸病倒，陷入休克。幸得肖家伸出援手，救助了他。随后，他在肖家休养康复。
在卧病休养之际，父亲每日清晨即起，勤快地清扫院落、汲取井水，其勤劳程度尤为显著。肖家父母目睹其品行，深知此人热爱劳动且朴实无华，遂将就读师范学校的女儿肖菊芳引荐给了他。父亲与肖妈妈自此结伴同行。婚后，他们迎来了一名儿子，即我的夫君朱琦。
肖妈妈在生产后不幸患上妇女疾病，不久便撒手人寰。朱琦诞生的那一刻，父亲发现他右耳旁有一根细如发丝的“拴马桩”，便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做“保柱”。
朱琦尚年幼，携其同行于爹爹身边多有不便，于是友人便为他介绍了一位来自四川泸州的青年才俊——陈玉珍，与之结为连理。陈玉珍女士，一位颇具进步思想的学子，自婚后便一直悉心照料着朱琦。
自幼年起，朱琦便在陈妈妈的呵护下成长，关于他的出生年份，众说纷纭，有的说是1917年，有的则是1919年，连他自己也难以确切忆起。陈妈妈待他如己出，关爱备至。父亲对陈妈妈将朱琦抚养成人深怀感激之情。
朱琦自幼由陈妈妈抚养，直至十六七岁那年。1937年，他在泸州不幸被国民党部队征召为壮丁。我曾两次造访泸州，陈妈妈家族的故居依旧矗立，那婚床与婚嫁用品亦保存如初。
康妈妈与爹爹年龄相差二十余载，她的一生亦洋溢着传奇色彩。
朱德、康克清在延安
她年方十五便投身革命，至十七岁便踏上井冈山，投身红军怀抱。她领导妇女群众投身革命事业，性格泼辣，才干出众。1929年，红四军从赣南挺进闽西，攻克了闽西的战略要地——长汀，部队在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正是在这休整之际，得益于贺子珍与曾志的引荐，我的父亲与康妈妈喜结连理。
尼姆·威尔斯曾记录道，在延安的一次采访中，她有幸与朱德总司令夫妇以及周恩来一同用餐。席间，康克清女士俏皮地轻敲朱德的手臂，而红军的总司令亦微笑着凝视着这位年轻的伴侣，眼中似乎流露出几分宠溺与欣慰。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了组织介绍的人
朱琦被征召入伍时，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免暴露后遭遇不测。得益于周恩来同志的不懈努力，党组织最终寻获了朱琦的下落。1937年年末，他被安全送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次年，朱琦抵达延安，并开始在中央党校接受教育。
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往前线，投身于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朱琦在战斗中不幸腿部受伤，被评定为甲等残疾，再也无法重返战场。于是，他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担任队列科的科长一职。康妈妈得知此事后，便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恳请他为朱琦物色一位合适的伴侣。在那个年代，寻找伴侣还需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调查三代家史，经过一番周折，最终调查的结果指向了我。
我于1926年诞生，故里位于河北定县的大定村。我的父亲赵鸿儒早年便投身于八路军，而我的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亦追随革命步伐。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的教导员顾玉玲女士通知我，需前往大队部一趟。
我校设有两队，我隶属于第二队。那时，我对朱琦这个名字并无印象，队部内几位成员正坐着，其中一位男性同志，当时并未有人介绍他的身份。他望向我，而我并未回视。他离开后，校部告知我无需担忧，便让我返回。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年18岁，尚显稚嫩，恐怕不妥。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找伴侣需征得父母同意，否则婚姻难以成立。”在那时，我始终没有答应。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如此高位的官员，自然不应考虑，官场生活并不自由。”众位朋友也纷纷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数月之后，组织将我们召集一处。我自女生大队转至七分校校部，被分配至队列科担任参谋一职，主要负责统计数据整理，直属朱琦领导。我在工作中向他进行汇报。尽管如此，即便日日相见，那时的我依然坚定地持不同意见。
他曾问：“咱们俩的关系如何？他们有跟你交流过吗？”我回应道：“有过，但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家的地位太高，而我们只是普通百姓，实在不合适。”他听后便不再多言。实际上，我对他的印象颇佳，他待人热情，举止也颇为礼貌。
贺龙、朱德、毛泽东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的校部从延安迁出，并转移至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地区。我和朱琦一同抵达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担任通讯科的科长，而我则担任文书科的参谋。随后，贺龙司令员每日都进行动员谈话，身为晋绥军区司令员的他，此举正是他肩负的任务所在。
贺龙将军与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女士用完餐后，便提议道：“小赵，你出去走走吧。散步时，不妨问问我想好了没有。”
贺龙曾与我交谈，他言道：“我们即将抵达张家口，赵某，你们俩的事情得有个决断，一旦确定，我们就将踏入张家口。无论意愿如何，婚事终须成行。你意下如何？何时能够完成这桩婚事？”他强调：“我是司令员，我的话就是定论。一旦我签字，你们的婚姻便尘埃落定。”
拍桌催促：“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日本着坚决态度，无论意愿如何，朱琦的条件无疑优于你。即刻成婚！”贺龙一边书写着，一边笑着道：“这是你的决定，莫要误会是我强迫，我可未曾强迫你。”随即挥笔写下：“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为连理。”
条子一经撰写完毕，便交至政治部手中，此乃我与朱琦的婚书。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举行婚礼。晋绥军区司令部的同仁皆莅临现场，席间摆设了五六桌，大约汇聚了三十余人。婚礼由贺龙将军主持。他轻叼烟斗，眼神微眯，言道：“我的使命已圆满完成。”
抵达张家口后，我们便完成了婚礼摄影。朱琦将照片赠予了他的父亲，而我则将一份送给了舅舅。解放初期，我前往拜访婆婆肖菊芳的家人，却发现他们均已散落，肖妈妈的亲兄弟及其子孙后代皆无踪影。大约一年之后，即1948年8月，我终于得以首次见到父亲及康妈妈。在当时的西柏坡，首长们的住所也颇为简朴，多为狭小的窗户房屋。
朱德
相会之际，父亲身着一件略显褪色的旧军装，待人亲切，他那慈祥的面容上总是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言行举止中毫不沾染一丝傲气。我的心中顿时感到安稳，原先的拘谨感也随之烟消云散。康妈妈更是笑容可掬地说：“你们早点有个孩子吧，父亲非常喜欢孩子。”
我与朱琦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在出生仅三天后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出于对两位老人的担忧，我们选择了保守这个悲伤的消息。
不久之后，铁道部招募人才，朱琦便投身石家庄铁路局，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正如父亲所教诲，要从基础做起，身为团级干部的朱琦先是担任实习生的角色，随后又担任火车司炉，经过三年的努力，他晋升为副司机，再后来，他成功转变为正式的火车司机，掌握了驾驶火车的技能。
孩子被送入中南海
1949年，天津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我有幸参与了接管伪中央银行的历程。随之，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应运而生，我亦被委以重任，担任组织科科长一职。到了1957年，响应国家号召，干部纷纷支援文教事业，我也随之调动，被派至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担任副院长。一晃十七年过去，我始终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那时无论你被安排至何方，你总是不言不愿，随你安排，即你之所愿，便你之所行。因此，我在天津一住便是近五十年，未曾变动过工作，更不敢奢望调动。即便内心有调动的念头，也未曾敢开口提及。
我的爱人定居于北京，而我则身在天津，两地往返确实颇为辛劳。每逢周六深夜十点，我便踏上归途，返回北京的家中，得以休息一日。然而，星期天的傍晚，我又得匆匆赶回天津。他从事铁路工作，而我乘坐火车则能享受免费待遇，这算是一份小小的便利。有时，我会选择在星期天晚上返程，而有时则需在周一清晨六点乘坐火车归来。
随后，朱琦被调至天津铁路局任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于北戴河设立了避暑胜地。在这段北京至北戴河的往返旅程中，火车往往需要在朱琦所工作的天津铁路局进行换车头的操作。
某日，朱琦驾驶车辆自北戴河驶回天津，尚未驶离座驾，便接到紧急通知：“朱琦同志，首长有请，请您即刻前往车厢。”鉴于乘车首长的身份乃保密事宜，朱琦亦未得悉这位首长身份为何人。于是，他未及整理行装，便急忙赶往会客室。
在那个年代，驾驭的是蒸汽机车，燃烧的是煤炭，朱琦的双手、脸庞以及全身都沾满了煤灰，连原本洁白的沙发套也未能幸免，被他坐得一片乌黑。正当此时，会客室的门缓缓打开，父亲步履沉稳地走了进来。朱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今天他所服务的首长，竟是自己的父亲。自司炉工起步，朱琦历经岁月沧桑，直至“文革”前夕，方才荣升为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再度身怀六甲。当我的孩子呱呱坠地之时，恰逢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落下帷幕，汉城已被我军攻克。因此，父亲为我孙儿取名“援朝”。父亲与康妈妈多次提出要帮我们照看孩子，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十个月大的援朝送往北京。
一载光阴流转，我们迎来了第二个生命的诞生。彼时，双方代表正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就停战事宜展开磋商，尽管过程时而和谈时而交火，然而和平的曙光已然在望，因此父亲为他取名为“和平”。和平尚在襁褓之中，便被送往了中南海。鉴于两个孩童均在北京生活，我们的周末与假日，也就常常需赴京城共度。
朱德将军与其家人以及工作人员，正聚集于中南海的寓所之中。康克清女士怀中抱着的，正是朱德将军的子孙朱国华。
爹爹始终牢记着家乡的兄弟情谊。早年投身革命，便离家远行，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家中生活颇为艰辛。为此，他下定决心，竭尽所能，资助每个兄弟家庭的孩子前来北京深造。于是，孙辈、外孙辈、侄孙辈们齐聚一堂，共计十五六人。再加上爹爹与康妈妈两位老人，总数接近二十人。
每当全家人齐聚中南海西小灶饭厅共进晚餐，场面便会热闹非凡，两大餐桌顿时座无虚席。在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户人家生活较为拮据，分别是我的家庭、刘少奇同志的家庭以及陈云同志的家庭。这一状况的成因主要在于家庭成员众多，且需要赡养和帮助的亲戚亦不在少数。中央办公厅曾尝试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我的父亲始终未曾领取。
彼时，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独享一级薪酬，然而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两人均领取四级工资，即每月约四百余元。在那个年代，各级领导人的收入除了固定的薪金之外，并无其他经济收入渠道。
相较于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的薪酬更为丰厚，元帅的薪资以及各项津贴累计可达约700元。父亲本有资格领取元帅的薪资。然而，他以不再军队中担任任何实质性职务为由，断然拒绝接受元帅的工资。
在“文革”动荡的年代，朱琦不幸遭受了严重的牵连。那时，造反派对朱琦的父亲尚存几分忌惮，不敢过分无礼，于是便将怒火转向朱琦，对他进行批斗和抄家，这些行径对他们而言，成了日常的惯例。1969年6月，朱琦被送往山西榆次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年终之际，他自山西返程，旋即被派往天津周边一个名为汉沟的小型车站参与改造工程，担任仓库保管员的职务。直至1972年，他才得到了新的工作安排。
重返岗位后，朱琦因过度劳累以及“文革”期间所受的摧残，不幸患上心脏病，不得不居家休养。1974年6月的某个周一，我与平日一样前往工作，而朱琦正与单位的资深同事在家中闲谈。突然，他感到身体不适。当我匆匆赶回家中时，他已离我远去，未留只言片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他们均已入伍服役，家中只剩我孤身一人。朱琦在年仅五十余岁时便离开了我们。
担忧父亲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悲痛，我仅轻描淡写地告知：“朱琦突发疾病，正在医院全力抢救。”直至6月20日，朱琦离世后的第十日，我们返回北京探望父亲，康妈妈才将真相告知于他。那天，父亲显得格外虚弱。目睹父亲艰难地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客厅，我不禁失声痛哭。
父亲凝视着我，喉结微微颤动，似乎有话在喉咙里打转，却迟迟未能成声。此刻，坐在我一侧的康妈妈，轻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暗示我不要继续哭泣。父亲终于开口道：
“你们为何不向我透露，这实属不妥，我仅有这一个儿子，他正值青春年华便离我而去。他曾就读于中央党校，接受了高等教育，如此年轻便离世，实在令人痛惜。”
朱国华（四子）、朱和平（次子）、朱全华（三子）、朱援朝（长子）以及朱新华（女儿）。
小儿子被判死刑。
1988年12月底，我正式踏上了离休的征程。那时，我独自一人在天津，身边并无子女相伴。经过一番努力，我在1996年终于得以调至北京。回顾1983年的“严打”时期，天津在一日之内便处决了82人，其中便包括了我认识的国华。国华生于1957年，不幸在25岁那年遭遇了这样的变故。
他并非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而是一名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天津铁路系统任职。与国华一同遭遇枪决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国华性格内向，鲜少外出，他热衷于绘画，亲手制作写字台与单人床，宛如一位“小木匠”。他的家庭并非外界传言那般奢华，家中并未铺设地毯，桌上也未摆放电视机，这些物品他并未购置。
朱国华
彼时，局势正处于“严打速打”的阶段。有人甚至言辞激烈，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朱国华。鉴于他有朱德将军这样的长辈，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会遭受太多磨难。然而，朱国华却被迫站在了风口浪尖，最终导致其他人得以释放，而最年轻的国华却不幸被判处枪决。
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流言蜚语四起。有人传说：“邓小平曾与康克清进行了谈话，试图对她进行思想引导。”“康克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怒斥道：‘这等于是对朱老总的侮辱！’”“康克清前往天津实地考察，意图为孙子争取减刑的机会。”“朱家的后代并非康克清亲生，她对他们并无深厚的感情。”
实际上，康妈妈并未对这起事件进行干预，且未曾有领导人主动与她进行过交谈。传闻中，康妈妈曾在餐桌上对孙子们大发雷霆：“你们若出了岔子，这并非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对你们爷爷的挑衅！他老人家早已言明，若你们不成器，犯下违法之事，我将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与你们断绝一切关系！”此言我未曾耳闻。
传闻朱国华尚在人世，然而我未曾目睹，未见亦难置信。有人言，时机未至，待时机成熟，定能重逢。关于朱国华未死的说法，我已不止一次听闻。三十载光阴已逝，生死与否，已不再是我所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