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冲及先生，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于1948年春末夏初，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更名为历史系）初入一年级之际，加入了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彼时他年仅17岁。金冲及先生的入党经历，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而他入党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复杂情形，亦生动地映射出当时地下斗争的艰巨与残酷，以及为应对这一挑战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的灵活与机智。
抗战胜利思想突变
1945年的金秋时节，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彼时，我正就读于上海复旦中学的高二，目睹着全民族抗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目睹着祖国河山重获光明，心中不禁激动万分。然而，在政治觉悟上，我依旧显得颇为稚嫩。
由于长期居于被称作“孤岛”的上海租界以及随后的沦陷区，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的行径知之甚少。加之年幼无知，他们仍被视为“国民政府”和“国军”，因此对于他们的到来，心中充满了喜悦。
民众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迅速加剧，且情绪之强烈令人震惊。政府官员、军事机构和特务机构不惜一切代价，掠夺金银财宝、车辆、房产、美女和金钱，这种所谓的“接收”实则演变成了“劫收”。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般疯涨，民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生存都变得岌岌可危。
另一个问题同样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国人曾自豪地目睹，上海街头的商店橱窗里，日光灯巧妙地拼出了“V”字，象征着胜利。橱窗中，杜鲁门总统、艾德礼首相、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肖像并排而立，仿佛中国已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然而，紧接着，美国人以征服者的姿态重返中国，嚣张跋扈，为所欲为，甚至肆意残害和侮辱中国同胞。这种鲜明的对比，立刻让每一个怀揣爱国情怀的中国人联想到过去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与苦难，令他们难以承受。
观察当时的经济发展态势，不难发现众多民族工商业正步履维艰，濒临崩溃边缘。与此同时，商店与街头摊位却充斥着美军过剩的物资与商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1946年年底为何会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及1948年夏季为何会掀起一场反对美国支持日本、波及全国的抗议风潮。
尤为痛彻心扉的是我国内政的风云变幻。在抗战胜利的欢声笑语中，全国人民热切期盼着社会的安宁与和平建设的展开。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已下定决心，全面挑起内战。1945年12月，在云南昆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悍然闯入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残忍地杀害了4名反抗内战的爱国青年。次年7月，昆明再次发生悲剧，国民党军警暗杀了两位勇敢反对内战的爱国学者李公朴和闻一多。
“李闻惨案”爆发后，周恩来于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激昂的谈话，对事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逾5000人齐聚一堂，举办了一场李闻的追悼大会，邓颖超女士在会上宣读了周恩来亲笔撰写的悼词。彼时，周恩来关于抵制独裁与内战、倡导和平与民主的言论频繁见诸报端。他坚定不移的正义感与入情入理的深刻分析，深深打动了国民党统治区众多民众的心。人们由此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此期间，我们已无法接触到中国共产党所出版的报纸和书刊。然而，少数尚未被查封的进步书店所发行的读物，我们仍有幸得以阅读。其中，对我影响至深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我几乎均有涉猎，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经历》、《患难余生记》、《抗战以来》以及《与反民主的抗争》等。他在书中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既尖锐又真实，直击要害，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1947年间的四月至五月，我首次亲身参与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学运——“反会考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4月中旬颁布了一项指令，要求高中毕业班学生在通过校内毕业考试的基础上，还需参加全国性的统一会考，唯有通过会考，方可认定为高中毕业。此举意在将高中毕业生束缚于会考的准备之中，剥夺他们参与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宝贵时间和精力。此举引发了高中毕业班学生的强烈不满。5月3日，上海数十所中学的学生们联合成立了“反对会考联合会”。地下党在联合会中秘密设立了党组织，由中学委员会委员钱李仁同志担任领导。复旦中学在何志禹等师生的带领下，也宣布罢课抗议，并准备上街游行。最终，教育部不得不宣布取消本届会考，运动取得了圆满胜利。这场斗争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为我后续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5月20日，一场以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学生为先锋，汇集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共6000余人的“反饥饿、反内战”与“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南京展开。游行队伍抵达珠江路口时，不幸遭遇国民党军警的暴力镇压，导致141人当场受伤出血，其中15人重伤，另有23人被捕。这一事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进入复旦大学
毕业自复旦中学后，我成功踏入金陵大学的校园。然而，仅仅一周之后，复旦的录取榜单公布，我也赫然在列。鉴于我家位于上海，我决定放弃金陵大学，转投复旦大学的史地系，开始了新的学术旅程。
谁是这里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究竟藏身何处？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我能做的，似乎唯有两件事。
一则是我潜心研读。身为历史学子，我细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上册，心中不禁为之一震。而对我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卷，实则便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历程，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系统而深入的认识。
除自学之外，我还与相邻宿舍的一年级同窗携手，共同发起了一场读书会，深入研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所著、李正文译述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通过这一学习过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自然而然地迈出了新的步伐。读书会，作为地下党教育培养进步群众的常用途径，我们不仅共同阅读，亦常围绕时局展开深入的讨论。而我们的读书会成员，最终都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另一项经历是在进步青年中穿梭往来，结交了一众挚友。其中，有我在复旦中学时期便无所不谈的校友邱慎初，以及何志禹，我们三人一同踏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开始了大一的学习生活。我常前往邱慎初的宿舍进行交流，而土木工程系的高年级学生也常来此地畅谈。另一部分则是当年刚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新生，由于境遇相似，且多数同学思想先进，我们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新生社”的活动团体。起初，“新生社”的活动并未显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一年多后，大多数成员纷纷加入了党组织，至少都成为了积极分子，在学校中成为了一股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
入党前后
新学期伊始，学校的管理措施愈发严格。然而，我并未因此感到愤怒，反而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使得我的思想愈发深邃。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情引发了我在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
一开始，我便开始接触到一些由进步同学传递的中国共产党文件，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在此之前，虽然我阅读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大多是理论性的著作。而此时，我有幸阅读到了一些秘密流传的党的文件，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文件直接展现了我党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分析与主张。在复旦大学，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由新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主持的新闻馆，那里聚集了许多进步的同学们。由于他们对我抱有信任，便将党在香港继续出版的伪装《群众》周刊拿给我阅读。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通过油印的方式秘密流传。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盛转衰、走向灭亡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盛转衰、走向灭亡的转折点。”“这个转折一旦发生，必将引领全国走向胜利。”尽管我们对局势的具体发展了解有限，但报告结尾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十二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当时，地下党在组织架构上实施了一项关键举措：在各个系别中设立了秘密的“核心小组”。这些“核心小组”的主要职能包括：首先，传达来自上级的指令——虽然不能直接称作党的指示，但只能以“上海学联”的名义发布；其次，深入分析系内状况，尤其是各类群众的思想动态；最后，部署后续工作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实际上，这些“核心小组”相当于扩大版的党小组，其作用远比原来仅靠少数党员分散行动更为显著和有力。
综合这两点来看，思想上的提升与组织能力的锻炼，实则为我从党外积极分子向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入党经历独特。
谈及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便不得不先回顾那段时期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形。
复旦大学历来秉承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与民主思想传统。长期掌舵该校的是一位爱国长者李登辉先生，他身为华侨，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其治校理念开明包容，常将因政治原因在其他大学被开除的学生纳入复旦的怀抱。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即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而担任联合会会长一职的正是复旦学子何葆仁。复旦大学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至1926年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党员19名。即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同年7月复旦仍保留有7名党员。此后，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之中，党所引领的爱国学生运动始终薪火相传，不断前行。
1937年，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复旦大学与党组织被分为两派。一派师生员工辗转迁徙，历经江西、贵州，最终抵达重庆北碚的夏坝，该地随后被改设为国立大学。皖南事变之后，在国民党当局施加的严重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依据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潜伏、蓄积力量、待机而动”的策略方针，党组织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身、保护党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精简党的机构、设立互不相连的平行组织以及暂停党员发展工作等。
一部分师生员工暂留上海，随后被安排至上海租界，辗转多次后，最终在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更名为“常德路”）继续授课。那时，学生总数达到410名，教员有44位，其中党员12人，并设有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直接领导。在抗战时期，共有49名共产党员在此活跃。
抗战胜利之际，1946年8月，重庆的一批师生员工相继抵达上海。鉴于形势的复杂性，转移和组织关系的整合工作未能立即完成，两地的党组织未能立即实现合并。然而，双方已经相互熟悉，并建立了默契，在抗议美军暴行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中，他们能够超越界限，紧密协作，密切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成立统一的复旦大学党组织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日本投降之际，上海地区的党组织仅有党员11名。然而，到了1946年，党员人数已增至39名，而在1947年夏季，随着新入校党员的加入，党员总数已达到52名。
1947年五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作出决议，在迁往上海的党员中设立党支部。该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级学生金本富同志担任书记，支部成员共计14名党员。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上海市委学委作出决策，将上海与重庆两地党组织进行整合，正式成立中共复旦大学总支委员会。
这是我刚进复旦大学时。
我先后两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并非因脱党或断绝联系后再次回归，而是两个不同的党组织几乎在同一时期向我伸出了邀请之手。这两次入党经历均发生在1948年的春夏之交。
初遇是在四月与五月之交，前来接触我的是卓家玮，她隶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彼时，卓家玮刚刚从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并在南京加入了党组织。1947年的秋季，她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与我同窗共读。她的党组织关系依然保留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由于我们共同参与了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她对我在政治上的见解与表现有着深刻的了解。
在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她考虑到在非党员面前不宜过早透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因此她提前与我沟通：“我们何不共同努力寻找共产党？你若发现线索，不妨告知我；我若有收获，亦会与你分享。”她用非党员的身份与我交谈，并未泄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我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经过一段时日，她向我提起：“有人提议我们两人一同申请入党，你觉得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个提议？”这个方案确实颇具吸引力。若我流露出任何迟疑，她便能轻松地说：“那我们就不参加了。”这样一来，她仍能保持匿名；而若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么我们便可以深入探讨。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我的支持。她随即告知，我们需要各自撰写一份自传，详细记录我们过往的经历、社会联系、思想演变的轨迹、对共产党的理解，以及为何想要加入党组织等内容。
自将自传呈交之后，她欣喜地告知我，组织已予以批准。星期日，将有专人莅临府上，那是负责接洽关系的。果不其然，那日，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同志莅临我家，自称姓何。他首先询问了我的近况，随后表示，今后将定期造访，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我学习。
“组织上表示，党内并无此人。”我急忙询问对策，他安抚我说：“无妨，你只需再写一份自传给我即可。”于是，我便撰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5日，邱慎初亲口告知：经组织审批，你的入党申请已获批准，将有专人前来与你接洽相关事宜。
“那组织里的人被称作托派——在那时，若有人自称是共产党员，但调查中却未发现其身份，便会被认为是托派。不过，你无需担忧，组织对你的情况已有了解。你应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同时要更加留意，继续深入观察。”
老何对此一无所知。他依旧每隔一段时间便约我至家中，主要为我剖析当时的政治格局，指导我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并未安排我在复旦的具体行动任务。这样的联系持续了三个月。有一次，我按捺不住好奇心，在学习过程中直接向他询问“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经过一番分析，我觉得他的解释相当中肯。然而，这反而让我更加困惑。
八月底，国民党设立的特殊刑事法庭在多个地区对进步学生进行了大规模逮捕。我因此被传讯并列入通缉名单，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我不得不隐匿行踪。在江浓与我交谈时，我向他咨询：“该如何处置那个组织？”他回应：“放弃它。”于是，我就此断绝了与“老何”的联系。
解放后不久，我重返校园。在那里，我遇到了当时担任上海学联组织部部长的程极明。程极明同志于1946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组织关系是在1949年初从南京市委系统调至上海市委系统的。他询问我大逮捕事件后的去向，因为组织原本计划将我送往解放区，却未能找到我。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程极明告诉我，我所参与的该组织是南京市委的上海联络站，与上海市委的党组织并无直接横向联系。"老何"的真名叫贺崇寅，他是联络站的负责人，直接受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的领导，如今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处长。
南京市委在上海设立联络站的目的是什么？
在20世纪90年代，贺崇寅莅临北京，我有幸前往拜访，并向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他回应道，这项任务是在1947年4月，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亲自指派给他的。陈修良同志当时指出，南京的众多党员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撤退至上海，其中不乏因政治避难而离去的，亦有人在大学或就业中崭露头角。这些党员原本可由上海党组织接收，然而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从南京转来的党员中部分身份已暴露，留在南京存在极大风险，若转至上海，亦恐波及上海党组织。于是，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的决策，决定暂时不将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移至上海，而是单独设立一个联络站，该站仍由南京市委负责领导。该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实力，而非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务必引起你的高度重视。组织生活的核心内容是学习形势与理论。她随后补充道，这些党员只能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与一些群众活动，绝不可暴露真实身份，避免随意建立横向联系。
我这才明白事情的经过。
“入党后参与反美扶日行动”
在我参与的南京市委联络站活动中，我仅与贺崇寅保持单线联系，整个过程并未有其他第三者参与。随后，上海市委系统在我被批准入党后，江浓便通知我前往位于复旦北部的叶家花园参加党小组会议。与会者共有四人，江浓担任主讲，除了分析形势和党内纪律，主要讨论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
“抵制美日亲日”实则是对美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坚决反对。彼时，自抗日战争胜利仅两年有余，伤痛记忆犹新。此议题一经提出，即刻引发民众对新仇旧恨的集体回响，迅速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
在此次运动中，史地系当之无愧地走在全校的最前列。3月31日，史地学会精心筹备了一场晚会，特邀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李纯青先生发表题为“复兴中的日本”的演讲，他通过详实的事实，揭露了美国正暗中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趋势。紧接着，孟宪章教授也登台，就“日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合作系的同学精心制作了十余版的大型剪报，通过报刊资料细致分类，揭露了美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事实。其中还融入了富有冲击力的漫画，这些作品在校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4月1日，"缪司社"及其他两团体于登辉堂倾情演绎《黄河大合唱》。演出在学校落幕之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继续献艺，两地亦纷纷掀起热潮。在这两次巡回演出中，我均有幸随行。
“尔等先为中华儿女，次为学子。”
5月4日，全市共15000名学生齐聚交大民主广场，共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当晚，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孟宪章教授，他发表了以“反美扶日”为主题的精彩报告。在此过程中，我们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我亦亲临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紧接着，5月30日起，复旦大学内的“反美扶日”运动迅速升温。400多名复旦学子组成了30多个宣传小队，他们分别前往南市以及上海美专立信会计学校等地，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和精彩演出。
6月5日，全市学生即将齐聚外滩，展开一场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复旦大学的学生们也做好了准备，他们计划集结并前往外滩参与其中。预计参与集结的学生人数超过1800名。首先，他们将在校内的大草坪周围进行游行，边走边唱，口号声此起彼伏，队伍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如此庞大的规模，在复旦大学历史上前所未有。
国民党当局对此次活动决意阻挠，势在必行。队伍正待出发之际，校门紧闭且已上锁。同学们转而向校门东侧的篮球场边门奔去，然而，门外早已密布军警，他们手持“汤姆”式冲锋枪，装甲车也堵住了道路。无奈之下，队伍只能掉头，绕过校园北面的后门，沿着田野小路迂回前行。将至大八寺附近时，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已提前赶到，将道路封锁。部分同学高声呼喊：“冲过去！”然而，游行主席团（实则由地下党领导）保持冷静，看清了强行冲过去必将引发流血冲突，且得知交通大学的队伍在超过千名的武装军警严密包围下，已转为校内示威游行，市区各重要道路均布满了军警，许多学校的队伍也无法抵达外滩集合，于是果断决定将队伍悉数带回学校。我全程跟随队伍，凭借过往的经验教训，深知这一决策的英明与正确。
返校后，众多同学汇聚于新闻馆前的广场，聆听游行主席团的致辞，同时欣赏了新闻系一年级学生带来的精彩活报剧表演。活动圆满落幕，队伍随之解散。此次行动不仅让同学们深受教育，更成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