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中国农村拖拉机拥有量竟然只有不足8万台，机械化覆盖的耕地面积不过耕地总量的15%，这和当下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形成鲜明反差。这数字看似平凡，却深刻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机械化的艰难历程。那时，农业依旧靠人挑肩扛，畜力拉犁，农民种地像是靠双手写诗，效率低到让人心急如焚。想要撑起这个人口大国的口粮大盘，单靠人力和畜力根本不够，机械化被视作农业翻身仗的关键。
毛主席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把农业机械化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经济变革的必经之路。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体制变革和生产方式转型的结合拳。毛主席强调，只有先实现农业集体化，才能集中资源购买大型农机具，为机械化创造条件。集体化和机械化像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双胞胎，缺一不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机工业基础薄弱，全国只有36家农机企业，年产量不够满足基本需求，很多农具还停留在旧式水平。农民做地种田往往得靠邻里相互帮忙和借用农具。机械厂如星星之火般開始点燃。1954年，第一个拖拉机厂定在河南洛阳，投入重金，仿制苏联的拖拉机，后来自主研发“东方红”拖拉机，一步步奠定机械化基础。
1957年前后农机生产企业瞬间增到276家，职工人数从几千增至12万，产能实现数倍突破。北京农业机械厂、天津动力机厂等企业不断扩建，这一时期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攀升。1958—1965年，配合“大跃进”政策，农机工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扩张热潮，资金投入每年都创历史新高，农机新品纷纷试制，农机具改良运动如火如荼，形成技术革命的基础雏形。
农机行业发展关键节点是1959年成立农业机械部，这标志着农业机械化进入精细管理和政策扶持的全新阶段。此后几年，农机总动力迅速增长，1965年拖拉机数量达到7.25万台，机耕面积占比大幅提升至15%，机械代耕渐成现实。1966年至1979年，国营拖拉机站如雨后春笋建立，手扶拖拉机、小型收割机大量推出使用，农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快。
毛主席的集体化设想能整合农民资金，推动大型机械铺开，土地规划连片且井然有序，为机械化腾出空间。机械运行不再被农田碎块的“罗网”束缚，农机操作更高效，减少转弯掉头浪费的时间。集体组织还能统一安排技术培训，农民技能提升快，机器使用保养更为科学。农民之间互帮互学，增强了技术推广的广度和深度。
现实却暴露出工业基础薄弱、机械制造能力有限、资金难以承受巨额投入的现实难题。农机种类和质量跟不上需求，复杂机械比如大型智能收割机缺少自主生产能力，进口受制于成本和技术限制。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农村技术支持体系不健全，机器坏了没人修，机械寿命跟不上使用需求。资金缺口也阻挡农机规模扩展，贫瘠的农村经济难以支撑连续大手笔购买。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机械化出现转折，各地开始依靠市场经济推动农机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成为农机投资主体，市场机制释放活力，生产和服务模式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带来了高效率，农机服务社会化成效显著。2004年出台的《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标志着农业机械化进入法制支持的高速发展期。
2018年时，我国农机总动力达到十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小麦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水稻、玉米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这是几十年改革实践的丰硕成果，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和服务推广协同效应的显现。同时，较小规模的分散经营对大中型机械推广形成制约，农村机械形态多元化，灵活应对各种生产需求。
假如毛主席集体化设想持续推进，集中的资源优势或可更早实现大范围机械作业，减少土地碎片带来的操作障碍。但灵活性和多样化服务受限，小规模农户个体利益难充分体现。技术创新依赖国家科研投入，激励不足可能拖慢步伐。市场经济使企业更有动力创新，精准农业和智能机具得以快速推广，集体化模式下的创新动力与效率则难以与市场机制相媲美。
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是两种模式差异的根本所在。市场体制激发出企业与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供需关系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计划体制则更注重整体规划和资源集中，在规模化机械推广上占优势，但缺乏灵活调整和多元供给能力。两条路径各有所长，现实的发展轨迹也体现了一种权衡与尝试。
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理论框架，深刻揭示机械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农业现代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的思路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机制。早期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塑造了农机产业基础，培养了技术人才和管理力量，为后续农业机械化发展积累了珍贵资本。这段历程是理解中国农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不可忽视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