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傍晚，新闻联播中的一条消息如同惊雷一般，传遍了大江南北——高考要恢复了！
无数的青年人，站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竖起耳朵聆听着，心脏也开始疯狂地跳动。
仅仅2个月之后，1977级的570万考生风尘仆仆地走进考场，
而在紧随其后的1978年夏天，又有610万青年人涌上了高考的“独木桥”......
在短短的9个月时间里，1180万中国青年的人生，开始慢慢地发生改变。
对于打开高考这扇大门的邓小平，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这份感激，在多年之后，化作了一句所有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小平您好！
但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个人，曾经悄悄地推动了他们的命运之轮。
01“我只是说了真心话”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开始主管全国的科学教育工作。
一个月之后，在邓小平的要求下，来自全国各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3名教授齐聚北京，开始讨论未来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这些人中，有大名鼎鼎的“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人民科学家”吴文俊、经济学巨擘于光远......
与这些人相比，“年仅”52岁，来自武汉大学的电化学教授查全性，毫无疑问是个后生晚辈。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小字辈”，在未来几天内，将要语惊四座。
查全性院士（1925.4.11-2019.8.1）
1977年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里，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帷幕。
虽然在会议前，邓小平已经反复表态：“想说什么说什么”、“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但在起初的两天里，会场的气氛还是拘谨着。
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与专家谈话
直到8月6日，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改变——
这一天，清华大学校长刘达提出，各地推荐上来的大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水平，进了大学，还得给他们补中学课程。
听了刘达的发言，大多数时间都在认真聆听的邓小平插了话：“那就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还叫啥子大学！”
邓小平的这句话，仿佛在堤坝上凿了一个口子，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的查全性再也忍不住了，轮到他发言时，查全性便竹筒倒豆子一般，将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2、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3、败坏社会风气；4、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我呼吁，今年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
多年之后，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查全性教授说：“我只是说了几句真心话”，因为这些话，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从1972年开始，大学陆续恢复招生，但实行的却是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为核心的推荐制度。
按照这套标准，学生的“出身”成了硬杠杠，而“领导批准”则成了某些人以权谋私的工具，最关键的文化水平却被降低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仅仅要求“一般”即可。
70年代的“政审”表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教育质量自然是难以保障的——
1977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市对新分配到全市科技系统大学生的考试结果：在事先留有复习时间的情况下，竟然有68%的人数学不及格，70%的人物理不及格，76%的人化学不及格，更有甚者，有的大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基础知识“一个问题也回答不出”。
更要命的是，在高考暂停的11年中，我国的高等人才“量质齐减”——根据史料显示，1965年，我国入学的大学生人数大约为69.5万人，而到了1972年，入学人数已经锐减为20万人左右，经过几年恢复，到1975年，入学人数也不过只有58.4万人。
难怪邓小平会痛心疾首：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们只有20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刊载恢复高考消息的《人民日报》
可以说，查全性的发言不仅仅代表他自己，也是参加会议全体专家的心里话。因此，当他发言结束后，教育部长刘西尧、中科院副院长李昌等人纷纷表示赞同，认为哪怕推迟考试和入学时间，也应当在1977年恢复高考。
听了大家的意见，邓小平高兴地笑了，他一拍扶手：“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
8月8日，在这次会议结束前，邓小平再次明确地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决策，就这样形成了。
02从手忙脚乱到井然有序
虽然制度已然发生了变化，但在11年的停滞后，再次重新启动的高考，不免让许多人都手忙脚乱起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完善配套的制度。
在确定恢复高考的最初意见中，招生对象包括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各级干部以及应届毕业生，但招生年龄却限定为25岁，这就把许多在1965到1970年之间毕业的青年人挡在了大门之外。
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在高考停顿的11年里，许多青年人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好几个孩子。进入大学学习，就意味着他们在未来的4年中，将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养家糊口的压力非常大。
正因如此，经过反复讨论，国家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青年，将入学年龄放宽到30岁，同时规定，只要达到规定工龄，学生可以带薪入学，毕业后，再回到原单位参加工作。
这样一来，青年人的热情彻底被激发出来了，在全国各地的报名点，人群排成了长龙，随处可见抱着孩子排队报名的青年人。
一位父亲带着孩子的报名处填表
第二个问题，是资金和物资。
数百万人参加的大型考试，所需要的资金自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由于1977年的高考属于临时变动，在国家的资金预算中并没有这一笔开支，这笔钱从哪里出？
此外，为了准备这次考试，需要巨量的纸张来印刷考卷，这些纸张从哪里来，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如果放到今天，这些问题压根不成其为问题，但在那个资金、物资极为紧缺的年代里，这个问题却变得极为棘手，甚至被提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进行讨论。
——在国家最高级别会议上讨论高考卷子怎么印，这一情景，堪称空前绝后。
最终，还是邓小平拍板，不要增加群众负担，除了每人收取5毛钱的考试费，其他费用缺口，由国家进行补贴。
印考卷没有纸，就先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来印考卷，数量不足的话，由各地政府想办法补齐。
正因如此，在1977年的高考中，为了节省纸张，出现了大量只有32开大小的考试卷，就是在这么一张小小的纸张上，数百万青年人开始向新生活发起了冲刺。
1977年，山西省高考语文试卷
第三个问题，就是出题了。
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单独出题进行考试，由于已经11年没有进行高考，没有现成的考卷可以参考，学校的老师们对大量社会考生的文化水准也心里没底，这套考题怎么出，就得颇费思量。
最终，经过反复考量，各省的高考试卷出炉了，而其中的题目，更是五花八门——山西省的语文试卷，连作文在内，总共只有4道题；湖南省的语文考卷，第一题考的是根据拼音写汉字；如今的高考大省山东，在最后一道压轴题中，考的是标点符号......
1977年山东高考语文试卷
这些考题，在如今的学生眼中，基本就是送分题，但在当时，却着实难倒了许多人——根据资料显示，1977年高考，在总共5门、满分500的情况下，全国最高的录取分数线也不过是河北省的330分（文理同分），也就是只要平均分达到66分，就能上大学。
即便如此，在570万考生中，最终录取的只有272971人，录取率为4.8%，直到现在，也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的最低值。
这份沉甸甸的数据，不仅表明了当时我国教育水平的现状，更凸显了恢复高考的必要性——如果再晚几年恢复高考制度，全体人民的知识水平还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1977年的高考考场
经过1977年底的这次“实战”，在11年停顿中锈迹斑斑的教育齿轮和链条终于吱呀作响的开始转动了——仅仅半年之后，1978年的高考便恢复为全国统一出题、统一时间考试，经费和物资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中国教育的血脉，开始流通。
中国未来的希望，正在酝酿。
03“新三届”
在接踵而至的1977、1978两届高考中，忙到焦头烂额的，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和各个学校，还有3000余万适龄的青年人。
与如今坐在教室里安心备考的学生不同，这些青年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参加工作，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贡献在了乡村、工厂以及全国的各行各业中，复习，对他们来说是个奢侈的事情。
在林场劳动的青年们
1997年，《人民日报》举办了“恢复高考20年回顾”征文，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如同浪潮一般，涌进了编辑部里——
根据一位读者的回忆，1977年高考前，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农民，正忙着整修水渠，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在仅有的一个多月备考时间里，他白天在工地上忙碌，晚上回到家里，便趴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光线实在太暗，他只能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头发被煤油灯烤糊了好几回。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他又挑起土篓，回到了工地上。当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里的那一刻，他紧紧攥着那张纸，失声痛哭起来......
当年的录取通知书就是一张薄纸 北大也不例外
这样的场景，绝不是一个人的独特经历，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绝大多数年轻人从最初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后，便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而焦虑的来源很简单——没书。
经过11年的停顿，绝大多数青年人的高中课本早就不知去向，如果当时谁能有一套完整的高中课本，绝对是十里八村的风云人物。
当时的许多青年人，纷纷跑到各地的废品收购站，在堆积如山的废纸堆里翻找着，如果能找到一本高中课本，那种兴奋程度，不亚于在潘家园地摊上淘到一件真货。
根据许多1977年考生的回忆，当时许多地方的高中旧课本，已经炒到了5元一本的“天价”，大批囊中羞涩的青年人，只能到处托人借来课本，夜以继日地抄写一份，用来复习。
——当我查找资料，看到这一段时，突然感觉自己复习材料满天飞的高中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竟然是一种幸福。
70年代的辽宁省中学数学课本
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为了给最广大的青年人提供复习资料，中央安排上海科学出版社重新校对、发行了1962年版本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在1977年高考前突击上市。
这套总共17册的丛书刚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在各地新华书店里，挤满了抢购的人群，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这套定价11.73元的从书就卖出了435万套，简直是“洛阳纸贵”的情景再现。
《数理化自学丛书》
1977年高考结束后，教育部又专门组织编写了《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大纲》，供1978年的考生复习使用。
可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为有志于学的青年提供一切便利，绝对是国家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1978年的清华大学教室 座无虚席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批经过社会磨砺和考试检验的人才陆续走进了大学校园，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知识，并逐渐成长为支撑未来中国的尖端人才——
1977年，甘晓华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33年后，他成了中国航空发动机领域的翘楚，胡锦涛总书记为他亲记一等功;
甘晓华
无独有偶，距离甘晓华1200多公里的西安，在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宿舍里，未来将走出研制歼15、歼20、运20的3名总工程师，被如今的网友称为“最牛宿舍”；
国之利器歼20
1978年，从浙江的一个小村子里，已经回乡务农3年的丁仲礼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31年后，他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为13亿中国人的平等排放权据理力争；
丁仲礼院士
同样在1978年，揣着一包鸡蛋和60多张照片的张艺谋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与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成了同学，未来的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初见雏形；
张艺谋
在遥远的重庆，罗中立走了几十里山路，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仅仅4年之后，他的一幅《父亲》，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
罗中立《父亲》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77、1978、1979这三年入学的大学生，构成了传说中的“新三届”，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他们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高考冲刺的学生们
重启的高考制度，纵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是人类发展历史中最为公平的阶层上升渠道。
在之后的40多年里，无数的中国青年，通过这场考试，真真正正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正因如此，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主导了这场变革的邓小平，还有“敢为苍生说真话”的老教授查全性，以及在恢复高考过程中贡献了自身力量的每一个人。
谨以这篇小文，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